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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牧说的这个简单的道理，在他的前世，可以用另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来阐述，三个字母g每一次交易，都能提现一种市场的价值，而市场价值的总体概念，就是g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但这个千年之后的概念，他现在无论如何也是解释不明白的，除非他能解释到，让在场的所有人，都能接受他是千年之后穿越而来的事实。
听不懂没关系，能明白基本的概念就够用了。他所要的，不过就是施行新政而已。
作为一个学习过中国历史的标准大学生，李牧学习过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土地政策，这是他当年高考时候的重点题，是必须考的内容。
中国的主要土地制度，是一条有迹可循的线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土地奖励军功，允许私有。秦朝编排户籍，征发徭役。汉朝开始有人头税，而两晋南北朝到唐朝这段时间，则确立了人头税和租庸调的制度。再往后的脉络，历史课本上记载得也非常清楚，随着土地兼并严重，租庸调无法实行，中唐变法，改成了两税制。户税和地税分开，而北宋的王安石变法，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田均税法，把户分等，征收不同的税赋。
到了明朝张居正时期，推行一条鞭法，赋役合并、将田赋、徭役、杂役分摊在田亩上，即役归于地、量地计丁、计亩征收、折银征收。这其实已经有了摊丁入亩的苗头，而到了清朝施行摊丁入亩，实际上也是因为原有的税赋政策无法维持，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邀买人心，几种缘由归结在一起，摊丁入亩才应运而生了。
这个政策好不好呢？在封建社会的环境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土地政策了。它减轻了无地、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，因为征收的目标是土地，放松了对人口的管制，极大促进了人口增长。而由于田地的数目是固定的，各级官府打马虎眼的空间进一步缩小，虽不能彻底根治**，却也减少了其空间，变相减轻了百姓的压力。
可以说，摊丁入亩的政策，是封建社会时期，土地政策的集大成者。是非常值得施行，而且可行的一种政策。
李牧认真考虑过，为何在清朝之前，历朝历代没有想过这种政策呢？除了思维的局限性，更多的应该是，当时的社会环境，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。而且，走到这一步很难。因为它必须得有一个“推到重来”的前提，纵观历史，土地政策改革成功的几次，都是在一个朝代刚开始的阶段，而在中段之后，阶级固定下来，即便是皇权也难以更改了。
中唐的两税制，某种意义上，只是缓解了国家的解体，而并没有改变解体的事实。
现在是贞观，正是一个机会。李世民是一个有魄力的雄主，且门阀世家的实力处在一个历史上的低点。若李世民咬牙，能挺得住阵痛，大刀阔斧地改革，一跃千年，并不是一个梦！
李牧已经痛陈利弊，舌战群臣，把他能做的部分全都做了，如今一切皆在李世民的一念之间，他若能下定决心，这事儿就能成，他若犹豫寡决，这件事就成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