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益于中国物质极不丰富、而工业能力越来越规模化的现实，中国的市场完全可以用国货来铺垫，也完全可以忽视外来商品的影响，现在是日本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。如果没有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，日本的经济会一落千丈，这是无疑的。
而人民军庞大的家底也让日本政|府望而却步。没有直接交过手，不知道底细。但是以它的组织能力和渐成体系的实力，即使激进的日本军界也不敢打保票能战而胜之，还必须是一战而胜之。不然，光用拖字诀就可以让日本陷入经济的泥潭里。
这也是日本只敢缩在英国后面作手脚的原因，形势一不大，它立即溜之科也。通过实施双重政策，它较早地从反帝运动中脱了身，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在华进行经济侵略。
英国对日本的行为极为不满，但是，陷于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有限地调整对华政策。
随着人民党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国政权，人民军在军事上（从兵员及装备上可以看出）以前所未有的强大，中华民国在经济与工业上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潜力，这一切都使张汉卿显得异乎寻常的强硬，让英国在此次谈判中不占有半分好处。
张汉卿对英国人的底细是非常清楚的。
从1924年到1929年间，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%，与美国相差甚远。煤炭、钢铁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。虽然汽车、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，但是仍不及美国。
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，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，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.9%下降到1929年的10.8%，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%下降到22%，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，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。
贸易逆差越来越高，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。
1915年，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，对进口汽车、钟表、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.3%的从价税。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（战争结束后第7年）才被工党政|府终止，但1925年保守党政|府又重新开征，而且范围有所扩大。
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。虽然如此，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，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。
随着人民军在军事上力量的增加，单纯从军事上给予恐吓已不能抑制民国政|府对英政|府的强硬。而在经济上，民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（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力量建交通、工业、农业等）而非贸易的扩大，使英国在财税上的筹码越来越微弱。
面对张汉卿的强硬，英租界当局不得已用了另一个绝招。
张汉卿进入上海未满10天，一个严重危机----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。这也是帝国主义导致的祸害。
本来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，白银在中国是货币；但是由于欧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信用货币制度，白银在他们为资产。
当国际贸易平衡时，这种危害还不能显现，但当外国有意颠覆中国的货币政策时，通过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涨跌，便极有利于达到对方的目的。
在中国政|府与英国通过经济拉距战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，英国政|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垄断或主导地位，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金融战。
6月2日，伦敦期货市场上银价暴跌，消息传到上海，引起证券市场一片哗然。接着银元价值被严重低评，引起物价飞涨。
初时张汉卿并不以为意：银元毕竟不是纸钞，那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。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还不高的现在，只要中国不发生大的灾荒，粮价稳定，金融基础就是稳定的，这是常识。
可是从6月5日起，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“屯积”热。因为中英之战有越来越热之势，特别是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开始炮击以后，以英资为首的外国资本纷纷转移资产，租界内外实业家们一方面亦将财产转移，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，以应付可能的物资短缺。
谣言越来越烈，市民们加入抢购行列。继尔沪上陷入了屯积粮食、药品的经济大恐慌，上演了全民排队购大米，而米库一面宣称告馨，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积居奇，以赚取更大利润。
这样一来，市面更见紧张，米、布、鞋、盐、食用油价格均应声而起，到最后连民用煤炭价格也飙升----虽然现时已处盛夏，基本上除了发电厂外，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。?